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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张忠培先生——八十三载考古路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研究院名誉院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大学教授、张忠培先生,于2017年7月5日9时40分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


悉知张先生仙逝,急不暇择以旧文一篇悼念张忠培先生。




学术张忠培:考古人生八十年


作者:赵宾福  文章来源:中国文物信息网   2014年10月21日   



2014年8月5日,是张忠培先生的八十岁生日。屈指算来,先生自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到现在,从事中国考古学事业已经有62个年头了。这62年间,他在北京大学认真地学习了9年,在吉林大学忘我地奋斗了26年,在故宫博物院坚定地拼搏了27年,前前后后经历了一段不凡不俗的人生旅程;这62年间,他从一个普通的考古学生,变成了一个知名的考古学者,成为了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实实在在踏出了一段有迹有彩的学术之路。


作为张忠培先生的弟子,我深感老师的学术思想是深邃的、学术视野是宽泛的、学术著述是丰厚的、学术贡献是多元化的。深知总结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考古学几十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更好地把中国考古学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我们理应效仿张忠培等一些先生不断研究和总结李济、梁思永、裴文中、尹达、夏鼐、苏秉琦、宿白、邹衡等老一辈考古学家学术智慧与敬业精神的做法,同样认真分析和探讨他们这一代人对中国考古学做出的学术贡献。为此,笔者不揣浅陋,愿借导师八十寿诞之机,从三个方面粗浅地谈一点儿我对张忠培先生学术思想的理解和认识。 

 
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相互补充,互为一体的田野考古工作方法

田野考古是考古学诞生的标志,也是考古学发展的基础。能不能独立主持并科学地完成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是界定是非考古学家的一项重要标准。实践证明,我们既不能因为有其他学科的学者运用田野考古发掘出土的材料研究了某些方面的问题就把他们说成是考古学家,也不能因为考古学借用或吸收了其他学科的技术或方法而混淆了考古学与它们的区别。田野考古工作,需要严格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和《文物保护法》的要求和规定进行。如何设计和主持好田野考古项目或考古工程,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尝试和认真总结。张忠培先生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参加了北京大学在陕西华县、渭南开展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在吉林大学工作期间又在河北、山西、黑龙江、内蒙古等地,多次成功地设计和主持了大规模的田野考古教学基地建设与研究项目的实施。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形成了一套特色鲜明、科学高效的“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相互补充,互为一体的田野考古工作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系统地探讨一条河流或一定地区的文化系列与谱系以及社会进程的问题。
  
所谓阵地战就是定点的大规模发掘,目的是解决一个遗址出土遗存的编年序列,搞清楚这遗址中不同考古学文化或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时期遗存的空间结构与格局,并将这遗址现今所在的地点即村落建设成能开展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根据地”,以支撑在该遗址相关地区或一条河流流域内开展运动战与游击战。运动战是选择一定的遗址进行试掘,以填补定点大规模发掘的遗址中所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故阵地战和运动战是摸清一定地区或一条河流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及其社会进程的有效方法。游击战是在定点大规模发掘遗址所在地区的河流流域内开展普查,以了解不同考古学文化或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时期的遗存分布状况。
  
可见,张忠培先生的阵地战、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田野考古工作方法,是以地区或河流为单位,由点到线,从线至面,谋求建立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谱系关系、文化与社会进程的考古学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是张先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时候从陕西华县与渭南的田野考古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后来到吉林大学工作期间又在张家口及晋中等地的考古中予以运用与发展,并取得了成功。实践证明,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不仅值得我们在今后的田野考古工作中予以运用推广,而且也必将成为中国考古学正规军和中国考古学主流学者群开展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的基本理念和工作方法。
  
点线面、时空人: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中国考古学治学之道

做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必须明确这样几个前提:一是中国有百万年的发展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史情”。二是中国幅员辽阔,东西经度跨度很大,南北纬度跨度也很大,在地大的同时还多山、多水、多原,沿海和内陆区别也很明显,这是中国地理的一个基本“地情”。三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经过历史上无数次的碰撞、交流和融合,至今形成了以汉族和汉文化为主体的包括其他众多少数民族和文化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从中国的“史情”、“地情”、“国情”出发,苏秉琦先生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中国的考古学只能按“块块”搞、按“条条”搞的伟大学术构想。所谓按“块块”搞,其实就是要在空间上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搞,先注重区域特色和差别,然后再做区域间的横向比较。所谓按“条条”搞,就是在每一个区块当中先注重文化序列和分期编年研究,把工作重点放在年代早晚和时间坐标的建立上,然后再进一步考察同一地区或不同地区之间诸文化遗存的亲缘关系和演进格局。把“块块”和“条条”综合在一起来搞,就是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
  
作为苏秉琦先生的学生,张忠培先生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指导下,结合自己多年的工作实践,脚踏实地、务实求真地,循序渐进、一步一阶地,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地走出了一条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并具特色的“点线面、时空人: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中国考古学治学之道”。
  
说他“脚踏实地、务实求真”,是指他的一切学术研究,从来没有脱离过考古实际,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中、外教条主义。始终坚持从考古材料出发,被考古材料“牵着鼻子走”,主张“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始终坚持考古学的史学传统,追求“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的学术路线。用圈内人能听懂的话说,他是一个“灰头土脸”、浑身沾满了泥巴的考古学家。用圈外人比较时髦的话说,他是一个很“接地气”的学者。
  
说他“循序渐进、一步一阶”,是指他的学术思想体系和学术成果体系的形成,遵循了从微观到宏观,再从宏观回到微观的原则。遵循了从点到线,从线到面的原则。遵循了从“时、空、物”到“时、空、人”的原则。正是这种治学之道,使他从渭河流域考古扩大到了全国考古,从史前考古扩展到了中国考古,从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走上了考古学文化的文化研究,从考古学文化的社会结构及其发展阶段研究走上了考古学文化的国家形态及其发展阶段研究。从张忠培先生的治学方法中,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道理:会写文章不等于会做学问,两者之间虽有联系但并不完全等同。围绕着同一个问题查资料、看书、写文章是“搞科研”,走从点到线到面的科研之路是“做学问”,取得点、线、面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科研成果是“做大学问”。
  
说他“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是指先生自18岁开始从事考古学事业以后,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学习或工作,都能始终坚持以学术研究为第一天职。无论是处于青年时代、中壮年时代、还是老年时代,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学术追求。无论是处于个人事业发展的高潮还是低潮、顺境还是逆境、得意还是失意,从来都没有动摇过自己的学术信念和理想。不言弃,更不放弃。
  
总之,张忠培先生的学术成功,是方法和路线的成功,是理想和信念的成功,是见识和胸襟的成功。正是这种成功,让他成为了当代中国考古学界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践行者和领路人。
  
方法论、学术史:两学三论,三个时代的中国考古学发展定位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是考古材料不断积累的过程,也是考古认识不断升华的过程,更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形成的过程。张忠培先生在注重考古学实践探索的同时,十分重视学术史和方法论的研究。他在这方面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对“两学”、“三论”的深化和完善,以及对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三个时代”的划分和把握等方面。
  
“两学”是方法论,具体指考古层位学和考古类型学。关于考古层位学方法,他在前人实践和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地质地层学和考古层位学之间的区别,概括了考古层位学的基本内涵,总结了层位学理论在中国发展的四个阶段,提出了田野考古发掘应该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关于考古类型学方法,他和苏秉琦先生一样,都旗帜鲜明地指出考古类型学在研究方法和作用方面,均与古器物学或金石学视域下的类型学存在本质的区别。认为考古类型学的研究必须以考古层位学为基础,不仅可以研究遗物还可以研究遗迹,不仅可以做纵向分析还可以做横向分析。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明确了考古类型学研究的四个作用和研究过程中应该坚持的六个原则。从自己的研究实践出发,概括性地总结了对陶器进行研究时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三论”是考古学理论或学说。复旦大学高蒙河教授在其撰写的张忠培先生传略中,将张先生在考古学理论上的学术贡献,阐释并总结成了新的“谱系论”、“文化论”和“国家论”。依我的理解,“谱系论”是关于如何对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的理论,“文化论”是关于如何对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进行研究的理论,“国家论”是关于如何对国家起源、形成及其发展阶段和各阶段所表现出的特质进行研究和探索的理论。这三个理论,是张忠培先生在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考古学文化多元一体学说”、“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秦汉帝国道路学说”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和理论反思后形成的新思想和新表述,是对苏秉琦先生“一论两说”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发展中的苏秉琦理论。
  
 “三个时代”是学术史。在张忠培先生的著述中,有好多是对中国考古学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历代著名考古学家的学术评论。通过写人、评人,实现了分期、评史的目的。他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划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安特生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肇始期,第二个阶段是以梁思永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形成期,第三个阶段是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成熟期。认为当今的中国考古学仍然处在苏秉琦时代,苏秉琦先生的理论和学说仍然是当今中国考古学的主流学术思想。
  
基于以上三方面的梳理分析,现对张忠培先生的学术路线和学术成就,提出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时空是他的学术视角,比较是他的学术方法,透物是他的学术追求,见人是他的学术目的。“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古人说话、把死人说活”是他的学术路线,也是考古学研究历史的途径和追求。
  
第二,基础研究、专题研究、综合研究和理论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不同层面。从张忠培先生取得的学术成果来看,涉及到了所有的层面和领域。如果把只做理论研究而不做实践探索和基础研究比喻为无根之草,把只做实践探索和基础研究而不上升到理论研究比喻为无果之木,那么张忠培先生的学术成就应该是一棵根深叶茂、花艳果丰的大树。






数据张忠培:考古人生八十年


作者:高蒙河   文章来源:《 光明日报 》 2014年08月16日   09 版


2014年4月张忠培在陕西宝鸡观摩陶鬲 图片由作者提供



今年8月初,故宫博物院前院长、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度过了他80岁的生日。


他的这个生日过得像个“考古日”:故宫出版社出版了他带学生们长期研究的大型课题成果《中国陶鬲谱系研究》一书,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学生们献给他的生日贺礼《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一书。


没有举办豪华铺张的生日宴会,没有邀请大批国内外的师友学生,他的弟子们只是召集了一个小型而简朴的座谈会,讨论他的考古历程和学术思想。作为他的弟子,我想与大家分享几组和他的考古人生有关的数据。


年数据:岁月之歌


张忠培诞生于1934年,那一年,中国考古界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后来成为张忠培导师的25岁的苏秉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平研究院史学会考古组,跟随徐旭生到宝鸡挖掘斗鸡台遗址,业界称有史以来的“陕西考古第一铲”。


历史上,有很多巧合的数字。而张忠培和苏秉琦之间的不少数字,我觉得更像是天作之合,他们都好像是为考古而生的:1952年,北京大学创办考古专业,苏秉琦担任了考古教研室领导。这一年,18岁的张忠培从长沙长郡中学考入了这个中国考古专业第一班。长郡中学先后出过两位故宫博物院院长,第一任院长是易培基,第四任院长便是后来学成的张忠培。


张忠培读大学的4年里,因买不起车票,只回过两次家。假期,都用来在校阅读当时仅有的约20种书报杂志。有一学期上5门课,他有4门课得了5分,只有张政烺讲授的《中国考古学史》得了4分,后补考得到5分。这使考古班获得了北大“有全优学生”的班级荣誉。


1956年本科毕业前夕,张忠培填报了三个志愿,都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考古所归入社科院——编者注),坚决要求去田野考古一线工作。然而他被选拔留校,成为全班唯一被推荐的副博士(苏联时代的高等教育学历制度,相当于我国的博士学位——编者注)研究生,入苏秉琦门下。多年以后,师生二人先后担任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1958年,张忠培带本科生在陕西华县、渭南率先进行了中国考古学上“拉网式”大规模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堪称中国聚落考古学实践的典范之作。在华县元君庙遗址,全面揭露了一处仰韶文化墓地。他一改以往考古以一座房屋或一座墓葬为单位的做法,把整个墓地作为发现对象和研究单元,开创了中国考古史上全面揭露和研究墓地的新理念和新方法。这在当时乃至多年后的国内外同类考古中,一直是领先的范式。


1959年起,经过多年的反复研究,张忠培终于搞清了元君庙墓地的社会组织及其社会性质。从此他开始了“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代死人说话,将死人说活”的考古追求。他撰著的《元君庙仰韶墓地》报告也终于1983年面世。遂被海外学者称为研究中国史前亲族组织的典范,打破了“硬套社会发展规律教条的怪圈”。


张忠培是中国大学考古专业培养出来的第一代考古学人,但他不仅是这一代学人中从事考古教育的教师,还在考古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1961年张忠培学成毕业,被分配到吉林大学历史系做教员。1972年他主持创办考古专业,历任考古专业副主任、主任,历史系副系主任、主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还参与创办吉林大学研究生院。1984年获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科技专家称号,任吉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和教师职称评定“五人”领导小组成员,协助校长主持重点学科及其学术梯队建设工作。他创办的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践行“田野考古是近代考古学的基础”的认识,坚持走苏秉琦、宿白等创办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摸索出来的道路。在林沄等的协助下,创造性地走考古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新路,从新办的众多大学考古专业中脱颖而出。使吉林大学后来和北京大学一起,成为两个全国性的重点考古教研基地。


张忠培与一般的考古学家所不同的是,他不但是实践自身学术之路的研究者,还是行业学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早在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之初,他便成为中国考古学会最年轻的理事。此后他担任了34年理事、19年常务理事、9年副理事长,并于2008年当选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是服务于中国考古学会时间最长的一位考古学家。


他还曾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考古学科组成员、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国务院长江三峡工程验收委员会委员、国家南水北调工程考古专家组组长、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等。1987年,被国务院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从教育界转至文化界,开始把很多精力投入到文物管理工作中。1991年被定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津贴。


文数据:著作等身


1955年,21岁的张忠培开始写考古文章,迄今已有60年。已出版了21部独著和主(合)编的著作,已发表了不下250篇学术文章,总字数超过500万字。


张忠培不是职业作家,科研写作也不是他的主业。60年来,他用手写的方式一字字、一页页地写作完成了几百万字的考古论著。在电脑写作与便捷检索的当今,80岁的他依旧坚持用圆珠笔行文、用涂改液修正以及用剪刀剪贴,甚至完全要凭熟读记忆和翻阅书刊来查对资料。


张忠培搞科研还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他关注的问题,常常多于研究的问题;他研究的问题,又往往多于写出的文章;他写出的文章,又都是有原创性的观点。他认为只有这样,“写出探索问题的论著,才能达到深透”。


如果说,张忠培60年来的这些论著的数据,客观记录了他笔耕不辍的学术轨迹;那么他通过挖遗存、建框架、解文化、续谱系、修国史、寻规律、创学说、求真理等发现创新与研究创新过程,则得出了许多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科学结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一书。该书作为中国第一部研讨考古学方法论的个人专著,成为出版界重点推出的《中国文库》第一辑的重要书目之一。该文库主要精选了20世纪以来中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名家名著,考古学方法论的名著唯有这一部。


考古学是广义的历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重建中国古代社会并寻找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般规律,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责任和使命。1985年,苏秉琦应总主编白寿彝邀请,担任《远古时代》的主编,组织张忠培、严文明等,历经五年左右,撰写完成这一旷世之作,把史前考古学转化为史前史,实现了几代学者修国史的夙愿。该卷出版后,被称作“全景展现中国远古历史,探寻中华文明源头”的典范之作。2010年,该卷更名为《中国远古时代》单册出版。这两种版本发行近10万册,影响相当广泛。


去年,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编写钱伟长生前任总主编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我有幸被推荐写作张忠培。我对他所从事的研究是这样认识的:


他通过发展和创立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推进了中国考古学科学化进程,践行了务实求真的科学精神;通过考察中国社会结构与形态变迁,探寻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及其走向秦汉帝国道路;通过构建考古学文化的序列和时空框架,从“谱系论”视角揭橥了中国多元一体和一统多元的基本国情。他提出的“国家论”,阐释与表述了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他提出的“文化论”,指出了传承、吸收、融合、创新是人类社会历史文化演进的规律。他的学术思想承前启后,见微知著,论以载道,自成体系,基于考古学又超乎考古学,代表了中国考古学前进的主流方向,引领了中国考古学新时代,扩大了考古学在学术界以及社会的影响力,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已形成适合本国历史实情的理论体系,并以此站到了世界考古学的先进行列。


说起来,除了上面撮要提到的“年数据”和“文数据”外,在张忠培80年的考古人生中,还有很多在治学、学识、学风、学品、人品方面的一组组数据。譬如“一数据”,他从不争第一,也从未想过成为唯一,但他却不断地创造了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个“一”;再譬如“零数据”,他一直坚持“三不写论文原则”:不为会议写文章,不为职称写文章,不为稿费写文章;等等。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为人示范,实至名归。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数据,和还有很多没有提到的数据,汇集成了张忠培的考古道路、考古故事、考古人生——中国考古学,因为有了张忠培的学说而丰富;张忠培的人生,也正是因为从事了中国考古学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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