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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库遗址出土雍正款瓷胎画珐琅黑地梅竹纹盘的修复研究个案

本文据《紫禁城》2017年第5期摘改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经科学考古发掘的文物能充分体现其承载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如何有效地研究、利用和发挥出土文物的作用,永久性保护历史遗存的丰富信息,是故宫考古研究所长期致力发展的重要任务。对于故宫考古出土的可移动文物,从考古发掘到后序的整理、保管、展示和研究工作的过程中,时刻建立科学保护意识是当今考古工作的必备原则。近几年“故宫考古”取得了丰硕成果,出土了大量明清宫廷遗存,其中一些是具有突破性的新资料。基于当今考古发展水平和故宫出土文物的特殊性,“考古修复”已不仅仅是简单复原文物器形,持续发挥文物的研究价值、合理利用科学分析采集技术,有预见性地保护和复原文物信息,使保护与研究并行才是当今考古保护修复的使命。

 

雍正款瓷胎画珐琅黑地梅竹纹盘的考古发现


2014年,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西华门内南侧的南大库区域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于南大库T1H1出土一件雍正款瓷胎画珐琅黑地梅竹纹盘残件。经科学检测和专家研究,判定为清宫画珐琅御用瓷器。[1]


该盘高2.7厘米、口径13.4厘米、足径8.2厘米。盘敞口,浅曲腹,直圈足,细白薄胎,外壁以黑色为底,饰梅竹纹,内壁和外底施釉且无纹饰。梅纹精巧细致,树干纹路清晰,皴法苍劲有立体感,枝条间散布含苞或盛开的白色梅花,并配以黄色花蕊和花心点缀。树干两侧点缀有淡绿色低矮竹叶数枝,墨线勾勒,清新典雅。口沿和圈足底部留窄白边。外底釉上绘双方框宋体双行款,因底部残缺,仅见“正年制”三字。


瓷胎画珐琅是画珐琅技法装饰在陶瓷胎表面上并低温烧成的釉上彩工艺,自康熙年间创烧并在雍正年间达到技术成熟,是在皇家直接主导下将中国制瓷工艺与西方珐琅技术成功结合的产物。金属胎“画珐琅”工艺起源于十五世纪的欧洲,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并引起皇家的兴趣。[2]清代康熙皇帝早年亲设“养心殿设造办处”,三十二年(1693年)将“武英殿造办处”扩大编制,正式设立14处作坊,其中珐琅作(康熙五十七年改归养心殿“珐琅处”)、玻璃厂与景德镇设立的御窑厂同时在研制和成功烧造瓷胎画珐琅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根据文献,这种精致华丽的御用瓷器在康熙时期称“珐琅磁器”[3],雍正时期出现“磁胎画珐琅”的命名[4],形成了独具皇家品味的工艺品种。


在皇帝的督管下,瓷胎画珐琅的技术难题和原料局限逐步得到解决和突破,雍正早期炼制出新旧珐琅料二十一色,更添丰富华美的色彩,具体到黑地品种亦有据可寻。雍正六年(1728年),原本依靠进口的白色、黄色、黑色、月白色和松黄色等五种色料,在怡亲王主持下已能自行提炼。[5]雍正十年(1732年)“七月二十七日,太监沧洲传旨:着烧珐琅画黑地白梅花四寸磁碟一对,珐琅画红地白梅花四寸磁盘一对,俱画好着些。钦此。于八月十二日画得。”[6]据此,按样烧造白梅花图案四寸碟四只,底色有黑红区分,并有上谕“俱画好着些”,以证精细程度之高。与此对应,在道光和光绪年的《清宫陈设档》和民国时期《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中记明“磁胎画珐琅黑地白梅花四寸碟壹对”,为“雍正年制”款[7],所提瓷盘极有可能是一致的。作为存世稀少的珍贵文物,这对黑地白梅纹盘随文物南迁藏于今日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编号为“故瓷17057”和“故瓷17058”两件[8]。此次故宫出土器与台北故宫传世器的口径和底径之尺寸几近吻合,而在纹饰和款识形式上略有不同[9],甚至更加精致。


南大库遗址的这件出土器在题材纹样、绘画技法及款识形式上与台北故宫藏雍正款珐琅彩瓷红地梅竹先春碗(故瓷17688、故瓷17689)十分相近,更与故宫博物院藏雍正款画珐琅黑地梅花烟壶(故120101)纹样统一。雍正皇帝喜爱梅花和竹子的样式,多次对两种纹样的造型细节和用色做出调整意见。这件画珐琅瓷盘上的竹叶以精细墨线勾边,梅树枝干上以不足0.2毫米的细墨线短笔触叠加画出皴褶,稳健明晰,应为技艺高超的宫廷匠师所绘,且所用墨线颜料和黑地釉层有明显不同。雍正七年(1729年)怡亲王带进宫新画珐琅人和专门施釉炼料的匠役,连同“细竹画笔二百枝”、“白炼黑钩料八两”等于珐琅作[10],这为精进炼料、绘制出如此精密的画珐琅纹饰提供技术支持。



雍正款画珐琅黑地梅花烟壶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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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珐琅彩黑地白梅纹盘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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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款珐琅彩红地梅竹先春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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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库遗址出土雍正款瓷胎画珐琅黑地梅竹纹盘的梅纹特写


考古修复中的病害分析


雍正款瓷胎画珐琅黑地梅竹纹盘的出土地点位于故宫南大库区域西段,灰坑地处消防管道沟旁,靠近清代库房建筑。埋藏条件在露天环境,且临近管道设施,土壤内温湿度变化幅度大,酸、碱、盐度不稳定,伴随有植物根系和微生物存在。


考古收集该盘破碎残片15件,最小残片0.3x0.4厘米,断裂边缘较为整齐。缺失部分面积约占瓷盘总体面积的37%,位置主要在口沿和底部。通过光学显微镜观察,内外壁有多条细小划痕,黑色彩釉层上有肉眼难见的小开片。外壁梅花花瓣、花心和竹子等纹饰的表面白色、黄色、绿色彩料有部分剥落现象。四字款识缺损,“雍”字全部缺失,“正”字仅剩左半边,款识彩料已全部剥落,仅残留半透明痕迹。内外壁、外底、圈足存在表面附着较坚硬的污染物和水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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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库遗址出土雍正款瓷胎画珐琅黑地梅竹纹盘内、外壁(修复前)


文保科技部科学研究人员采用多种无损分析法对画珐琅瓷残片进行检测,为保护修复提供重要依据。其中应用X射线荧光能谱仪(EDXRF)对该器物进行定点扫描,位置包括外壁黑色釉层、梅竹纹饰、外底透明釉、底款和表面污染物[11]。


半定量结果表明,外壁黑色釉层成分包括较高含量的铁、锰、钾、钴和铅,确定为铁锰复合着色的低温铅釉。竹叶上层的绿色颜料含有铜和锡。外底已完全剥彩的底款中含有较高含量的铅和磷,并且具有明显的高钾区,而氧化钙的含量较低。外底和圈足上的污染物的磷、钙含量高,推测应为钙质沉积物(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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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的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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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饰彩釉层剥落


画珐琅黑地梅竹纹盘的胎体和透明釉部分由高温烧成,胎质致密洁白,吸水率低,受外界环境影响较小。但瓷盘外壁彩釉属于低温铅釉,附着力较差,易与二氧化碳发生反应,并因土壤中酸碱变化产生腐蚀,缝隙中吸附盐类物质。埋藏环境对这件出土器造成影响,主要表现在外壁纹饰彩釉层和底款造成剥离和侵蚀,以及钙质污染物的附着。

 

保护修复方法及过程


按照故宫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要求,本着充分发挥出土文物的长期研究价值为目的,制定以清洗和粘接为主,保留残缺部分的抢救性保护修复方案。


在该盘刚出土时,考古人员为测量和记录文物信息,在整理残片时对器物进行了简单的粘接。因此清洁分为两个方面,即去除原粘接材料和清洗附着污染物。在清洗材料和方法的选取上,考虑到瓷盘胎体纤薄、釉彩和底款脆弱等原因,同时使用物理与化学清洗方法,具体操作和相关技术如下:


首先清洁器物表面灰尘,溶解残留的可溶性盐。以无纺布沾取去离子水滴流于瓷器表面,再以无尘棉沾取去离子水敷于外壁纹饰处,反复置换数次。


为拆解原临时粘结剂并去除粘接痕迹,选取局部丙酮溶胀的方法。原粘结剂是常见的瞬间胶粘剂,可被有机溶剂快速软化和溶胀。并且丙酮不与该瓷盘进行元素检测结果中的金属氧化物发生反应,是理想的除胶溶剂。将该盘置于底部加入丙酮溶液的干燥器隔层上,密封5分钟,即可将已开解的瓷片取出,继续用棉签去除残留粘结剂,擦洗粘结痕迹。断面处以超声波洁牙机非接触式局部清洗。置于去离子水中浸泡十分钟,取出瓷片待风干。


去除污染物是此次清洁工作的难点之一,原因为位于外壁、圈足和款识外层上的污染物十分坚硬,附着力强,污染物的金属元素已影响到瓷器本身。如果采用物理清洁方法,考虑到胎质细薄,抗外力作用能力弱,宜采取较温和的操作。外壁纹饰上颜料和外底款识质地脆弱且表面含有多种金属离子,若化学试剂选用和操作不当将可能与其发生反应,造成再次破坏,或使污染物扩散至细小的缝隙中。因此在处理圈足露胎处和仅施透明釉位置的污染物时,先使用无尘棉签沾取乙醇擦拭以分离其粘结力,再使用竹刀和刀片做机械剔除。针对外壁污染物,先以棉签沾取5%非离子表面活性剂水溶液擦拭,再用去离子水清洗。底款上附着污染物较难去除,为保护已近似透明的款识痕迹,排除常用机械清洁法。虽然污染物钙含量较高,适用酸式盐清洗,但为避免伤害脆弱的的款识避免接触酸性和碱性溶剂。元素检测款识区域钾、铅和磷含量高,也排除常用清洁溶剂中会与之产生化学作用的乙醇、EDTA二钠盐和六偏磷酸钠[12]。确定使用保守的清洁方法,将去离子水加热至55℃,浸入需清洗带款瓷片,加强污染物与器物之间的分离作用。取出瓷片后,将文物清洁泥置于细竹签一端,反复轻触污染物表面,每次沾取下污染物颗粒后换置新的清洁泥,最终将污染物全部粘取,达到良好的清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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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足污染物的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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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款清洁前后


清洗完毕后对15个残片进行粘接。首先进行预粘接及编号工作,先使用无痕胶带将残片临时固定起来,发现有3片与其他部分无直接连接断面(图五)。拆解胶带后重新整体粘接,用热熔胶和胶带结合固定位置。粘接所使用的粘结剂选为延展性良好的无色环氧树脂,以3:1比例充分混合HXTAL NYL-1胶粘剂与固化剂,用小竹签将透明粘结剂点在断缝周围,利用毛细效应将粘结剂吸入断面连接处。操作后及时清除渗出的粘结剂。待三天粘结剂固化,七天后完全固定。最后,以5%水性丙烯酸树脂溶液涂于接缝处,起到封护防尘和抗氧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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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瓷片进行预粘接


雍正款瓷胎画珐琅黑地梅竹纹盘是故宫首次发掘出土的瓷胎画珐琅类文物,至今未见完全相同的传世品,它的发现丰富了以往对于瓷胎画珐琅品种、样式和工艺的认识。配合考古工作开展的研究性保护修复,旨在充分发掘研究价值的同时,完整保护文物的历史信息,消除存在的病害,避免在研究、保管和展览过程中出现问题。随着故宫考古研究工作的持续发展,对瓷胎画珐琅文物更深层的研究和保护工作还将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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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库遗址出土雍正款瓷胎画珐琅黑地梅竹纹盘(修复后)


[1]李季、王光尧等:《故宫南大库瓷片埋藏坑发掘简报》,《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7月。

[2]周思中:《欧洲画珐琅与清官瓷胎画珐琅》,《紫禁城》,2008年7月。

[3]“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初二日硃谕:近来你家差事甚多,如珐琅磁器之类。先还有旨意,件数到京之后送至御前,览完才烧。”——朱家溍:《清代画珐琅器制造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10月。

[4]“雍正十一年正月二十日,司库常保持来磁胎画珐琅碟一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册五,页729。

[5]“雍正六年七月十二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初十日怡亲王交西洋珐琅料:月白色、白色、黄色、绿色、深亮绿色、浅蓝色、松黄色、浅亮绿色、黑色,以上共九样。旧有西洋珐琅料:月白色、白色、黄色、绿色、深亮蓝色、浅蓝色、松黄色、深亮绿色、黑色,以上共九样。新炼珐琅料:月白色、白色、黄色、浅绿色、亮青色、蓝色、松绿色、亮绿色、黑色,以上共九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册三,页423-424。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册五,页479。

[7]道光十五年《珐琅玻璃宜兴磁胎陈设档案》,光绪二年《乾清宫金银铜宜兴瓷胎玻璃珐琅档案》,中华民国十四年《故宫物品点查报告》

[8]国立故宫博物院:《金成旭映——清雍正珐琅彩瓷》,2013年。

[9]“出土标本与传世器存在如下明显差异:1.出土标本在梅枝根部另绘出两只竹叶,为传世器所不见;2.出土标本口沿及足尖处均留白,传世器口沿一周描金,足尖不留白;3.出土标本底款外为双方框,且内、外框画工不同,字体为标准宋体,而传世品为单方框,字体则近仿宋。”——李季、王光尧等:《故宫南大库瓷片埋藏坑发掘简报》,《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7月。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册四,页99。

[11]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故宫南大库遗址出土陶瓷与玉石料初步分析报告》,《故宫考古简讯》,2015年。

[12]胡东波、张红燕:《常用清洗材料对瓷器的影响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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